亚结构

[拼音]:yajiegou

[英文]:substructure

一名嵌镶结构,泛指晶体内部的位错排列和分布;特指晶体划分为取向差不大(从秒到度数量级)的亚晶粒,其晶粒间界可以归结为位错的行列或网路(见位错)。早在1912年C.G.达尔文就发现:按照X射线衍射动力学理论,完整晶体的衍射强度和线宽应远小于在多数实际晶体中实测出的数值。为了解释此分歧,他就提出嵌镶结构模型,即设想实际晶体是不完整的,由许多取向差不大的晶块所组成。在50年代以后,多种实验方法观察到晶体内的位错行列和网路,使得原来设想的嵌镶结构具体化了,就更多地采用亚结构这个名词。晶体内部的亚结构和晶体的经历有关。在原生状态,晶体的完整性取决于生长条件:可以有明显的亚晶粒;或仅存在不规则分布的位错;有时甚至长出无位错的晶体;也可能出现由于杂质不均匀分布所导致的亚结构。在晶体范性形变以后,大量位错不均匀分布在滑移面上,塞积于障碍前;有时形成形变的胞状结构,即低位错密度区为高位错密度的胞壁区所隔开的状态。在范性形变后再经过退火,晶体中的位错可以通过攀移形成行列或网路,导致明显的亚晶粒出现。弯曲晶体的多边形化就是一个例项(见晶体的范性)。

参考书目

P.B.Hirsch,Masaic structure, B.Chalmers and R.King, ed., Progress in Metal Physics, Vol. 6, Pergamon Press,London and New York,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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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那教哲学

[拼音]:Qinajiao zhexue

[英文]:Jaina philosophy

耆那教是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之一。耆那原意为“胜利者”。在汉译佛典中称为“尼干外道”、“无系外道”、“裸形外道”或“宿作因论”等。该教自称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相传有24祖师。第24祖是略早于释迦牟尼的筏驮摩那(约前540~前468)。他对耆那教进行了改革,使教义系统化,耆那教徒尊称他为大雄。筏驮摩那生于古印度吠舍离一个王族的家族,30岁出家,苦修12年成道,出游讲道30年,72岁死于白婆。在他生活的年代,印度出现了许多哲学流派或沙门思潮,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佔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正统思想。耆那教是这些沙门思潮之一,它反对婆罗门正统思想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耆那教提出七谛说,即:命、非命、漏入、系缚、制御、寂静和解脱;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灵魂即命和非灵魂即非命所组成,灵魂包括能动的和不动的两大类。能动的灵魂根据感觉器官的多少分为六种,不动的灵魂存在于地,水、风、火四大原素中,因此一切动植物和非生物体内均有灵魂存在,不能任意杀害。非灵魂也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定形的物质,由原子和原子复合体组成;另一类是不定形的物质,由时间、空间、法(运动的条件)和非法(静止的条件)组成。耆那教的哲学在谈到物质世界时还详细阐述了原子论,认为原子是不可分的、无始无终、无限、永恒,具有味、香、色和两种触(粗与细,冷与热)的属性;原子的结合常常是由两个不同性质或对立的原子组成,又由更多的乃至无数的不同原子构成大的复合体;原子复合体除具有原子属性外,还有物理属性,如排斥和吸引、大小、形状等;原子因空间、法和非法而产生运动,物理世界的变化导源于原子在运动过程中的分解和聚合。耆那教的原子论虽然裹以宗教唯心论的外衣,但在构成现实世界的范围内实质上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耆那教认为人的行为即业也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它附著于灵魂,形成一种障碍,称为“漏人”,使本来清净、圆满的灵魂受到“系缚”,要想解脱就必须“制御”。制御的方法为修“五戒”,即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持“三宝”,即正智、正信、正行,以及实行苦行。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旧业,使新业不生,达到“寂静”,使灵魂呈现出原有的光辉,从而摆脱轮回,获得解脱。耆那教在与外教的辩论中曾发展了印度的逻辑学,提出“七支论法”,也称为“或然论”。

耆那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分裂为天衣派和白衣派,4~13世纪曾在印度广泛传播,在20世纪又进行了改革。耆那教的经典在公元4世纪末编整合书,共有7部45种,即支(11支经)、 付支(12付支经)、杂记、裁断经(6种)、难提经、阿努伽陀罗经、根半经(4种)。耆那教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白衣派论师优摩娑衣的《入谛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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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1876年起义

[拼音]:Baojialiya 1876 Nian Qiyi

[英文]:Bulgarian Rebellion of 1876

1876年5月(旧历4月)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亦称四月起义。1875年9月保加利亚革命中央委员会在旧扎戈拉州发动起义,被土耳其军队镇压。同年底,保加利亚革命者在罗马尼亚的久尔久城聚会,决定于1876年5月12日再次举行起义。根据起义计划,全国分为 4个革命区,并委派了每个区的组织者。其中以普罗夫迪夫为中心的第四革命区准备得最好,除进行宣传外,恢复并新建了地方革命委员会,组成起义队伍,装备了武器弹药。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于1876年5月2日(旧历4月20日)提前开始,起义席捲很多城镇和乡村。其他两个革命区也爆发了起义,但规模较小,以弗拉查为中心的第三革命区由于大量土耳其军队集结未能起义。起义人民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为了支援起义,Ⅹ.波特夫组织了一支近200人的支队,从罗马尼亚渡多瑙河回国,但登陆不久,便遭土军袭击。波特夫不幸牺牲,支队被土军消灭。5月20日起义被土耳其政府残酷镇压。约 3万名群众遭屠杀,数以百计的城镇乡村被夷为平地。起义领导者相继阵亡或被土耳其当局处死。但它给土耳其帝国以沉重打击,成为保加利亚争取自由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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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

[拼音]:shengjing

[英文]:habitat

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子的总和。人们既可以谈到某一个体或群体的具体生境,也可以泛泛讨论某个分类阶元(种、属、科、目、纲、门)的生境。生态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分、空气、无机盐类等非生物因子和食物、天敌等生物因子。生境一词多用于类称,概括地指某一类群的生物经常生活的区域型别,并不注重区域的具体地理位置;但也可以用于特称,具体指某一个体、种群或群落的生活场所,强调现实生态环境。一般描述植物的生境常著眼于环境的非生物因子(如气候、土壤条件等),描述动物的生境则多侧重于植被型别。

生境一词不同于环境,它强调决定生物分布的生态因子。欧洲学术界还流行“生态小区”一词,该词常被认为与生境同义。但有些学者建议用生态小区一词专指某一群落的具体生活场所,而以生境一词泛指物种生活的区域型别。由生境一词还派生出“小生境”一词,该词常在进一步描述某一生境的细部时使用,但大小只是相对而言。另外,小生境也常指个别生物周围很小的那个范围,如一棵树周围的那一小部分土地和空间就是它的小生境。

生境一词也不同于生态位,但两概念容易混淆。因为常有人把生态位作为生境的同义词使用。实际上,生态位更强调物种在群落内的功能作用。美国E.P.奥德姆曾将生境比作生物的“住址”,而将生态位比作生物的“职业”。R.H.惠特克则指出,生境指物种能够生存的环境范围,侧重于生物分布;而生态位则指物种在群落中的作用,侧重于生物功能。

生物与生境的关系是长期进化的结果。生物有适应生境的一面,又有改造生境的一面。有些动物在正常情况下便可以有多种生境,例如,候鸟随季节变化而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两种生境。某一生境的生物还可以佔领新的生境,如植物种子传播到各种新的生境后,一旦条件适宜便有可能繁衍并定居下来;一些动物在当地自然条件恶化时,也可被迫迁到新的生活场所。在同种生物适应不同生境的过程中,可能分化出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生态型或生态宗,进而还可能演化出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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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拼音]:shangfa

[英文]:commercial law

传统上指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即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业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其共同点是当事人一方将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需要的一方,以交换需要方提供的对应价值,通常是货币。商法的范围因而也很广泛,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方面的法规。

西方古代商法

约公元前15世纪的《赫梯法典》(见楔形文字法)中,就有对商品价格管理的规定。希腊时期商法方面的规范,最著名的是罗得法(Lex Rhodia)中的有关规定。罗得法是由以航海为生的腓尼基人发展起来的,因东地中海的罗得岛而得名。罗得法中规定,船长在航海中为挽救船舶和货物免遇危险而造成的损失,应由一切货主和船主按照比例分担。当代共同海损制度即起源于此。另一项重要制度是从海上借贷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航行以前借入一笔贷款,以船货为担保。还本付息则以船舶安全远航为条件。利息率达24~36%,远远高于正常利率。这种制度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代的海上保险。

在罗马法中,具有商法特征的规定就更多了。在市民法之外,又发展了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万民法。万民法有两个特点,后来即发展成为商法的特点:

(1)万民法不象市民法那样严格,②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一致适用。罗马人在海商法方面也创造了两种重要的制度:一种是船主对船长签订的契约负责的制度,代理制度就是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船长对旅客的行李等货物所受的损害承担责任的制度。

中世纪商法

11~15世纪之间,欧洲地中海一带的城市国家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行会组织中的商人便设定自己的特殊法庭,采用各种商事习惯来解决商事纠纷,逐渐形成中世纪的商人法(jus mercatorum)。最早的单行商事立法,有法国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时期在J.B.科尔贝尔(1619~1683)主持下颁布的《商事敕令》(1673)和《海事敕令》(1681)。

18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商事立法

这时期进行了商法典的编纂。1794年制订的《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第2编第8章第7~14节(第475条至2464条)即包含票据、保险、海商等有关商法的规定。它是以商人为规定的物件的。世界上近代第一部资本主义的商法法典,是拿破崙于1807年颁布的《法国商法典》。这部法典不以人的社会地位为规定物件,而以商事行为为法典规定的基础。《法国商法典》曾在卢森堡国境内实行。受其影响而制订商法典的,有1838年的荷兰商法、1867~1870年的比利时商法、1838年的希腊商法、1850年的土耳其商法、1883年的埃及商法、1860年的塞尔维亚商法、1885年的西班牙商法、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商法。1897年制订、190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如奥地利商法、1899年的日本商法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特别商事立法等。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民法典外另订有商法典,民事活动根据民法典处理,商业活动依据商法典处理。这种办法通常称民商分立。民商分立的主要论据是:

(1)商业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迅速,与一般民事行为不同;

(2)商业活动日新月异,变化很快,民商分立便于随时修改法规。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另订商法典,商法的内容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这种办法通常称民商合一。民商合一的办法从瑞士开始,1869~1872年由曼金格尔起草的属于民法范畴的瑞士《债务法典》,将商法、票据等有关规定都包括在内。1881年成为联邦法律。1907年瑞士制订民法典,1911年将债务法编入《民法典》内,成为《瑞士民法典》的第5编。民商合一的主要论据是:

(1)商业活动不外乎债权债务行为,商业法规可规定在民法典债务中,不必另订商法典;

(2)商业行为与一般债权债务无明确界限,民商分立则适用法律易生疑难;

(3)另订商法典可能偏护商人的利益。

英美法系国家商法

从1756年曼斯菲尔德男爵W.马里将商人法混入普通法以后,并不存在有单独的商法。但在英国,商品买卖、 公司、票据、保险、 海商、破产等方面都制订有单行法规。有关商法方面法律成文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美国则由全国州法律统一委员会议从1896年起公布了许多统一法规,包括《统一流通票据法》(1896)、《统一买卖法》(1906)、《统一仓库收据法》(1906)、《统一股票转让法》(1909)、《统一提单法》(1909)、《统一附条件销售法》(1918)、《统一信讬收据法》(1933)。上述法规已为多数州所接受。在这些统一法规的基础上,1952年又公布了《统一商法典》。

国际范围内商法的统一工作

1926年在义大利政府倡议下建立起来的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学社,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一有关商法方面的工作被迫中断,战争结束后又重新恢复。1966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确定了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与统一。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主持下,先后制订并通过了《国际销售货物时效期限公约》(1974年6月12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年4月10日)、《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1978年3月30日)、《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1980年5月24日)等。在其他方面,如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也在不同时期签订了一些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公约或协定(见《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公约、专利权的国际保护、商标权的国际保护、版权的国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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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拼音]:Zhengzhi Jingjixue Pipan Daoyan

[英文]:Einleitunɡ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K.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为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写作背景和发表经过

1857年,爆发了席捲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促使马克思加快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程序。马克思利用过去积累的材料,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间写出了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导言》是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马克思没有利用这篇《导言》,另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1903年3月,K.考茨基首次把它刊登在《新时代》杂志上。

内容要点

马克思在《导言》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浑沌的整体,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在思维中把这个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但是,当这种研究工作一旦完成,则行程必须倒转过来。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必须从最简单的关系和规定,即从抽象出发,然后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也考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所经历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同前,第46捲上,第38页)。这条道路在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在实际上则不能说明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第二条道路是十八世纪经济学家所走的道路。他们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样,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同前,第46捲上,第38页)。但是,马克思强调说:“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前,第46捲上,第39页)。因此,完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应当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正确方法。

《导言》的最后部分是一些提示要点和片断论述,指出了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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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旺红包】城市群

[拼音]:chengshiqun

[英文]:conurbation

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规模、职能各不相同,彼此密切联络而又相对独立的若干城市和城镇。又称城镇群。是近代以来城市形态的一种。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地理学家P.格迪斯于1915年提出,用以描述最初相互分离,随著不断扩充套件而联结起来的若干聚落的建成区连续体。随著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概念已用来指城市群这种城市分布和组合的形态。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或城镇在距离上相互分离,中间大多隔有绿带,交通便利。城市群的分布和组合主要有两种形式:

(1)以大城市为核心,周围伴有若干中、小城镇的团状群组,称为大城市丛集区。纽约、巴黎、莫斯科等大都市及其周围地区多属这一形态。

(2)由若干座规模相仿的城市为中心,组成多中心带状或块状的城市群。如荷兰的兰斯塔德,在6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了3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3个10~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以及众多的小型城镇和滨海旅游胜地,这些城镇彼此之间既有明显的职能分工和专业化特点,又紧密联络。又如联邦德国的鲁尔区,主要工业中心是由15个城市构成的一个巨大工业区。苏联的顿巴斯地区、中国的辽宁中部地区等,都是世界闻名的城镇密集地带。目前在欧洲,城市群已成为城市居民点分布的主要形式。随著世界城市化程序的发展,预计城市群分布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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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wang】民间谚语

[拼音]:minjian yanyu

简练通俗富于经验或哲理的语句。《汉书·五行志》:“谚,俗所传言也。”《国语·越语》韦昭注:“谚,俗之善谣也。”《文心雕龙·书记》:“谚者,直语也。”诸说从不同方面概括了谚语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它是一种民间传世常言,内容富有教育意义,表现上采取直接陈述的方式。

中国民间谚语内容极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生产谚语。总结生产经验,包括气象、时令、耕作技术、家畜饲养、手工作业等内容。如“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春雨贵如油”,“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等。

(2)社会谚语。反映阶级压迫和社会人情世态等内容。如先秦古谚:“兽恶其网,民恶其上。”汉谚:“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又如“一正压百邪”,“有钱能使鬼推磨”,“挂羊头,卖狗肉”等。

(3)生活谚语。总结日常生活各方面的经验,反映人民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如“七十二行,种田为王”,“人穷志不穷”,“自称好,烂稻草”,“若要精,人前听”,以及“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等。

现代流传的谚语多数是从旧社会来的,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谚语。如“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汗水浇,官气消”,“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等等。旧谚语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和谬误观念。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命定八尺,难求一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

民间谚语形式短小,有的还押韵,讲究对称,具有诗的外形。研究谚语的专著有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194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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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史

[拼音]:tianwenxueshi

[外文]:history of astronomy

天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自然科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探索天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沿革

天文学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有叙述天文学发展史的部分。中国历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都作过许多研究。唐代的《大衍历议》和元代的《授时历议》都从历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演进作过详细的论述。这一传统到了清代得到更大的发展。清人钱大昕、李锐和顾观光等人在天文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都曾作出重要贡献。阮元主编的《畴人传》,蒐集了中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不少史料,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朱文鑫等人对天文学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支专业的天文学史队伍开始形成。许多天文机构都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三十年来,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已取得很多成就。

近代天文学兴起以后,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两个多世纪中,西欧国家对天文学史作了广泛的研究。法国出版了好些多卷本的天文学史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贝里的《天文学史》两卷,部头最大的是杜恩的《世界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共写成十大卷。二十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对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天文学史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一些亚非国家的天文学史,早期美洲的天文学史,现代天文学史和考古天文学等都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内设有天文学史组,几乎每年都举行国际性学术会议。苏、英、美等国都出版了天文学史的专门刊物。

物件和分科

在全世界范围,把整个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是世界天文学史。研究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天文学发展的则是有关地区、民旋和国家的天文学史。世界天文学史和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天文学史又可以按时代划分成更细的分支。如:考古天文学(即史前天文学)、古代天文学史、中世纪天文学史、近代天文学史和现代天文学史。当然,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各有自己的特点,上述按时代的划分也并不千篇一律。例如,埃及古代天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希腊古代天文学等都有光辉的历史;阿拉伯天文学在中世纪曾大放异彩;在三至九世纪,玛雅人也创造了自己的天文历法(见玛雅天文学);而中国和印度则一直到近代以前都不断有辉煌的创造和发明(见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古代历法、印度古代天文学、印度古代历法)。总结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寻找其特点,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天文学史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著天文学研究内容的日益丰富,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天文学史的分科也越来越细。射电天文学史、天体演化学史、宇宙论史、月球研究史、海王星发现史等目前都有专著出版。

在人类认识宇宙的过程中,人是认识的主体。对天文学家、天文学派和天文机构的研究,是天文学史的基本工作。分析历史上人们发展天文事业的组织方法、科学研究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分析有成就的天文学家的实践活动、思维过程、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哲学观点,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科研工作无疑具有借鑑的意义。

人类认识宇宙有赖于观测手段的改进。望远镜的发明、分光仪的使用、射电技术的成功、人造卫星的发射,都给天文学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因此研究天文仪器和技术装置的历史,也是天文学史的重要课题。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天文学知识往往是伴随著占星术而来的。占星术是一种迷信。但是,它需要观测、推算星辰的运动,因此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曾有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要探明天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必须对这种影响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方法

研究天文学史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天文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对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分析,还要对不断发现的天文学遗物和文献进行实地考察,对有些记载进行模拟、复原、核算和重复观测,并要随时注意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只有这样,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意义

(1)天文学史的研究可以从认识宇宙方面阐明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有助于人们掌握正确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也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宇宙,从而可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2)天文学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探明天文学研究的规律,使当前和今后的天文学研究工作有所借鑑。对于一个具体的天文学研究课题,探讨它的历史也常常可以得到重要的历史资讯。有些天文学课题的研究,如超新星爆发、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太阳黑子等活动,十分需要长期的观测资料。在这方面,天文学史的研究可以作出许多贡献。

(3)天文学史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文化史的内容,有助于历史学的研究。尤其是因为时间的量度是由天体的运动决定的,所以,历史上的许多年代问题往往需要用天文方法来考,如中国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时间、屈原的生年的确定和中西历的换算,都需要天文学史工作者的帮助。

(4)天文学史有重要的宣传教育意义,对于天文学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都能提供生动有力的材料。研究各国天文学知识互相交流的历史,可以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5)研究世界的近代、现代天文学史,总结近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天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吸取各国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天发展天文科学事业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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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睦尔撒纳

[拼音]:Amu’ersana

清代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外孙。名为辉特台吉伟征和硕齐之子,实是和硕特部拉藏汗长子丹衷的遗腹子。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乾隆十七年(1752)冬,助达瓦齐袭杀喇嘛达尔札夺取汗位,不久又与达瓦齐发生火并,被击败。十九年秋,为借助清军之力翦除政敌,与杜尔伯特部台吉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率所部两万馀人,归附清廷,封为亲王(后晋封双亲王)。次年春,清军兵分两路进攻伊犁、征伐达瓦齐时,任定边左副将军。攻佔伊犁后,他广结党羽,欲挟清廷封其为厄鲁特四部总汗。清廷以“行饮至礼”为名,准备召回处置。阿睦尔撒纳在前往热河途中,借口暂归治装,逃回塔尔巴哈台,唆使同夥乘机抢掠清军台站,袭击伊犁。清将班第兵败自杀,天山南北变乱复起。二十一年三月,在清军追击下,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俄国遣使携信与其密谋,表示支援。同年冬,他潜回塔尔巴哈台,收集残部,自立为汗。同时,派达瓦使团向俄国求援,以永远臣服俄国为条件,要求俄国承认他为厄鲁特总汗,并在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泊之间修建要塞,以防清军进攻。二十二年七月,被清军击溃,间道哈萨克投奔沙俄。九月病死于讬波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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